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尖锐时，全国人民对农民充满同情;取消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全国人民都支持;给农民财政补贴，建设美丽乡村，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所有人都认为正确。因为农民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劳动群体，他们中大多数人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但至今仍然收入不高、处境不佳。站在他们一边，就是站在道义和正义一边。
不过，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为农民说话谋利益，虽然政治正确，其农民所指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今天的农民不再是一个单称，而是许多完全不同人群的总称。我们需要分清楚在为农民说话时，到底是为哪一个农民群体说话。
正文：
常常听到有人深情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为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
一、发展目标：包括6个方面的指标
产品质量、产业效益、生产效率、经营者素质、市场竞争力、农民收入
二、发展方向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提高农业竞争力，在“四优四化”的基础上增加了绿色化、品牌化，形成了布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化、方式绿色化、产品品牌化的新六化方向，更加全面描绘农业高质量发展方向。
三、发展举措
谋划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高效种养业发展、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农业产业强镇培育、数字农业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科技支撑等“十大行动”。提出重点任务，列出到2025年的具体目标。
以河南省为例农业现代化下半程的路应该怎么走?
小城镇产业发展要关注两个趋势，一是随着农业深化分工，传统上由农民直接承担的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从农业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涉农部门;二是随着生活质量提高，乡村独特的价值和资源，不仅吸引着工商资本，也吸引了更多城市好农爱乡人才下乡创业或居住，这是小城镇产业发展的新需求。顺应趋势，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新需要，发展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业，完善乡村便农便民服务体系;立足乡村景观资源和文化，高起点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业，以及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创意农业。结合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推动业态模式融合、产村产城一体，形成主业强、百业兴、宜居宜业的乡村产业发展高地。
河南省立足新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对未来一个时期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系统谋划，颁布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深刻解答了一个农业大省，如何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时代命题
一、立足主导产业
这一轮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更加强调“以产定园”，突出主导产业在园区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主导产业在链条中的基础作用。在选择主导产业方面，既要考虑比较优势，也要突出特色优势;既要适宜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要契合当地生态类型;既要考虑种养业基础，也要考虑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潜力。
二、健全产业链条
立足主导产业延伸、提升农业产业链条，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任务。从当前我省情况看，就是要贯彻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的理念，围绕主导产业构建“产加销”紧密相连的全产业链条;要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化发展，提升产业链的素质和能力，更好满足消费升级对冲市场风险;要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拓展农业产业链的宽度和广度，重点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和品质。
三、坚持集群发展
集群化是现代化平台载体的重要组织方式，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重点就是要形成“群化效应”，也就是有效激发要素活力、提升组织效率的良性机制。提升主导品种的集中度，提高园区内土地流转比重，以规模化推动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提升产业发展的集聚水平，形成主导产业、衍生产业、配套产业层次有序、分工协作、网络链接的格局。提升要素利用的集约水平，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搭建资源要素共享平台，重点推动高水平要素共享利用效率。
四、突出创新驱动
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过程中要体现新旧动能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要依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调互动、集成叠加，破解发展中的制约和瓶颈。如通过制度创新能打破要素桎梏，通过技术和装备创新能化解低端化问题，通过业态创新能解决同质化问题，通过模式创新则能有效打通流通壁垒等。特别是国家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除了配套资金外还有很多配套支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制度创新才能落地。
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就农业来看，供给侧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农业生产稳中向好，早稻预计增产、秋粮作物长势较好、生猪恢复势头持续向好，不仅增加了保基本民生的底气，也对改善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央财政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8.3亿元。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涨幅比一季度大幅回落。
二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21.1%，涨幅比一季度回落17.9个百分点。分类别看，二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呈“二升二降”的特点，其中饲养动物及其产品上涨50.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38.3个百分点;农业产品略涨0.5%，林业和渔业产品分别下降2.7%和3.5%。
陈明星指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政策支持体系作为有力支撑。为此，必须强化支持导向，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支持方式，加快补短板、强弱项、育优势、激活力、防风险，为实现“六稳”“六保”、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实现中原更加出彩奠定坚实基础。
最近几年，国家对精准扶贫工作给予了大力关注，深入调查各地扶贫工作进行情况，并及时提出针对性的反馈意见，通过多重渠道来加强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促进精准扶贫工作高质量发展。
梁彦群指出目前我国扶贫工作机制遗留的缺陷：
一、产业扶贫动力不足：产业扶贫属于农村扶贫领域中的关键部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更新，一些农村贫困人群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没有条件开拓、经营和发展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即便部分农村设置了扶贫项目，也往往因为没有优秀的企业加以引领，使产业的内生动力严重萎缩，不能及时开辟出足够畅通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途径。
一些农村地区的规模性扶贫实践项目，总是着眼于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且需要政府提供政策干预和资金支持。这样一来，就算短时间内使部分农村人口脱贫，仍会因为其主观能动性和经营能力不强而再次返贫，很难保障扶贫实效的延续，并且会给后续贫困群体脱贫增加难度。这类现象深刻反映出我国扶贫事业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根源在于缺乏强大的产业扶贫机制加以支撑引导。所以，要尽快创建产业扶贫机制，全力消除贫困人员返贫现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二、扶贫资源配置不佳：纵观我国原有的扶贫资源配置，会发现大部分资源依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而扶贫项目的产权主体界定却存在着模糊迹象，极易导致各阶段扶贫收益分配不均。一方面，扶贫项目过分关注和倾向扶强扶优，使许多贫困人口没有及时均衡地享受到扶贫产业有关项目的收益，不利于他们的自我提升和发展，同时也使扶贫行为的短期性增强，引发大规模的扶贫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政府在调整扶贫行为和相关资源配置时，不能全面做到政府扶贫资源与社会扶贫资源的有效衔接，造成后期扶贫资源无法准确分配给真正贫困的目标群体。
正因为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扶贫资源的边际效益锐减，利益本位、区域垄断以及信息失真的问题开始频繁滋生，进而影响多元化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扶贫工作的精准度和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持续降低。这种支出型贫困现象日渐严重，使扶贫资源的边际效益递减，很难全面惠及广大扶贫对象。
二、干部帮扶机制不完善：干部帮扶机制在我国各地扶贫实践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助推功效。目前，广大贫困基层，尽管设置了帮扶工作人员和小组，可没有同步树立起相关的持续性管理和考核激励机制。这样一来，许多贫困县、贫困村的党政领导就会忽视扶贫工作，进而引发工作不投入、效果不显著、形式主义严重、决策力和执行力不足等状况。加上相关责任机制内容比较模糊，变得愈来愈不适应扶贫工作的实际需要。另外，还有一些驻村干部基本上长期脱离农村生产生活，相关工作经验不足，尤其是那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村官和年轻的扶贫职员，对农村的贫困情况不熟悉，驻村帮扶的经历少，这些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的实施成效。
在新常态下我国精准扶贫机制的合理性建设方法：想要合理建设精准扶贫机制，须做到内外结合。
第一，内部机制构建方面。要在着力促进资源合作共享的基础上，树立起更加完善的经济组织和资源分配机制。尤其要关注扶贫对象的有序性组织和严格性管理，力求配合多元化的扶持措施来挖掘他们的潜力和特长优势，从而开发出更合理的经济活动，引领贫困区域群众互助扶贫。
第二，外部机制构建方面。在正式进行扶贫活动时，需要争取各个领域的支持，强化技术协作，规划出更多符合市场发展趋势的政策，从而在丰富可靠的外部条件支持下，带动精准扶贫工作的优化开展。换句话说，在外部机制构建过程中，要着重关注外部扶持环节，确保精准扶贫工作内容、方法和外部环境紧密关联，进一步融入到现代化社会的建设系统之中，最终有效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率和水平。
日后进行精准扶贫机制建设的妥善性建议：
一、专注于市场机制的革新。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广泛性和规范性都有所强化，资源配置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功效，这无形之中促使我国必须加快步伐来开展竞争性的扶贫和脱贫工作。具体方法就是预先设置明确的经济、社会、价值目标，确保各阶段的扶贫工作实效，激发各扶贫对象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做到透过根源消除扶贫危机。此外，扶贫工作进行中还要加大改革力度，避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悖。一般情况下，贫困区域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弊端，市场内生动力获取相对困难。所以，要注意在精准扶贫机制建设中调动贫困区域的市场意识，及时树立起和贫困区域经济发展实况相契合的市场机制，并大力引入外部市场，促进扶贫对象和市场间的深切关联，真正顺利覆盖更高层次的精准扶贫项目。
二、致力于扶贫资源的整合。在认真解析了扶贫体系中的一系列要素后，还要尽快了解不同扶贫工作流程的功能效用，从而准确锁定突破扶贫困境的着力点，制定更加富有针对性的扶贫方案，逐步强化精准扶贫的实效性。与此同时，在扶贫资源配置环节，当竭力维持扶贫工作的长期性特征，力求结合长期探索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优化资源配置，使原本有限的扶贫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效应。而在此期间，为了增强扶贫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合理性，还应该着重构建扶贫资源整合的引导机制，确保扶贫资源配置的动态化和精准化。这样一来，就可以针对各个地区有限的扶贫资源进行妥善规划，全力支持不同区域的市场经济和产业项目发展，适当改善当地人民的贫困状况。
三、深入进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健全。目前，我国仍有许多贫困人口在脱贫之后再次返贫，其原因一方面是观念错误，不懂得自我提升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扶贫工作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所以说，新常态下，要加大对可持续发展机制完善性建设的力度，持续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和自主扶贫能力，赋予贫困区域市场应有的造血功能与内生动力。这样，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就会长期顺利地发展下去，不断改进扶贫区域的经济发展现状，大幅度提升当地民众的生产能力，真正摆脱贫困约束，实现贫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稳步发展，加快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进度。
综上所述，新常态下，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不断加大精准扶贫机制建设的力度。唯有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效，切实消除农村区域的贫困危机，才能及时促进城乡经济的平衡性、和谐性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所以说，新常态下应该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保证精准扶贫工作效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切实改善当前农村贫困现状，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早稻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早稻总产量2729万吨(546亿斤)，比2019年增加102.8万吨(20.6亿斤)，增长3.9%，扭转了7年来连续下滑的态势。今年早稻生产虽然受南方部分地区严重洪涝灾害的不利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播种面积的大幅增加，全国早稻实现增产。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农业生产发展，狠抓粮食生产，积极落实生猪稳产保供政策举措，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生猪产能持续恢复，农业生产总体呈稳中向好态势
早稻播种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
一是多措并举助力早稻生产，激发了农户种植积极性。早稻主产区各级政府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加强组织农资调运，逐户引导抛荒地复耕，大力推广机耕、机插、无人机直播等技术，积极鼓励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统防统治，全面推进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有效激发了农户种粮积极性
二是春播气象条件对生产总体有利，促进早稻前期顺利播种。在早稻播种育秧、移栽返青等前期生产中，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光温水条件总体适宜，没有出现明显连续的低温天气。虽然3月底、4月初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部分地区出现过“倒春寒”，但因持续时间较短，影响有限。
2020年全国早稻单产5745.0公斤/公顷(383.0公斤/亩)，比上年减少157.3公斤/公顷(10.5公斤/亩)，下降2.7%。分地区看，10个早稻生产省(区)中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单产减少较多，分别减少781.6公斤/公顷(52.1公斤/亩)、402.6公斤/公顷(26.8公斤/亩)、332.5公斤/公顷(22.2公斤/亩)和178.7公斤/公顷(11.9公斤/亩)。
单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早稻生长后期南方洪涝灾害严重。早稻生长前期，主产区多地水热搭配适宜，分蘖拔节和孕穗抽穗均好于上年同期。但在即将收割“开镰”之际，南方出现连续暴雨及特大暴雨，多地降雨量超历史极值。低温寡照、暴雨冲刷和洪水淹涝导致早稻田块出现不同程度的倒伏和灌浆不足，特别是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受灾严重，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增加较多，导致早稻单产下降。
夏粮丰收和早稻增产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为进一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企业方面：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1%，连续5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高出制造业1个百分点。农产品电子商务快速发展，1—7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
投资方面：
1—7月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农业农村规模超过900亿元，高标准农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加快建设。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9806亿元，同比增长7.7%，连续2个月正增长，其中畜牧业投资同比增长59.2%。
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正逐步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印象。从数据监控与机械化的发展来看，我国农业发展的潜力巨大。
目前，从土壤分析到作物种植，从天气监测到施肥撒药等，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智慧农业，正在逐步改变着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农业正催生出一个巨大的市场。推进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有利于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为实现农业集约化和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业大数据涉及到耕地、播种、施肥、杀虫、收割、存储、育种等各环节，是跨行业、跨专业、跨业务的数据分析与挖掘，以及数据可视化。他包含五大特征：一是数据量大、二是处理速度快、三是数据类型多、四是价值大、五是精确性高。
一、以农业领域为核心(涵盖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子行业)，逐步拓展到相关上下游产业，并整合宏观经济背景的数据，包括统计数据、进出口数据、价格数据、生产数据、乃至气象数据等。
二、以国内区域数据为核心，借鉴国际农业数据作为有效参考;不仅包括全国层面数据，还应涵盖省市数据，甚至地市级数据，为精准区域研究提供基础;
三、专业性方面，应分步实施，首先是构建农业领域的专业数据资源，其次应逐步有序规划专业的子领域数据资源。
四、他的本质指不仅数据量庞大，而且还具有结构复杂、数据类型多样等特征，特别是其中蕴含巨大的应用价值，这类数据依赖传统技术难以处理应用。
贺雪峰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在城市，农村则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应该是一动一静、一阳一阴、一正一反、一发展一稳定、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城市需要改革，农村则应保守。正是保守的农村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条件和缓冲，又正是城市改革的成功最终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城镇化背景下，三农政策的方向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争论的焦点。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的国情与农情，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城镇化战略和三农政策措施，当前的中国学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已经形成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并引发争论。这两条路线基于对当前国情、农情的不同判断，并有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城镇化和三农政策的建议。一种路线可以称为“现代农业派”，这是当前中国主流的路线，也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实践的主流。另外一种路线可以称为“小农经济派”，在政策实践中也占有一定位置，这是当前中国不应忽视的声音与主张。
农业的科技发展和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息息相关，每一天中国的农村都在发生变化，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各级政府应给予大力支持，工业要反哺农业，必须进一步从上往下将资金、人才、资源等向农村倾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发动公共资源向农业农村优先配置。目前，农村的主要问题，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较低。
要吸引人才向农村流动。要从财政、金融、社会资本等多个渠道筹集乡村振兴所需资金。财政方面，一方面要坚持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领域，确保农业投入适度增加;另一方面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新使用方式、提高支农效能上，比如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形成合力，以及通过以奖代补、贴息、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农业农村。金融方面，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解决投放“三农”贷款积极性不足的问题;优化城镇银行设立模式，提高县市覆盖面，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支持现有大型金融机构增加县域网点，解决投放“三农”贷款市场主体不足的问题;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现代种养业、农业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
其二、高瞻远瞩做好科学规划
乡村振兴要求各级政府目光长远，着眼于今后若干年的发展，不能走一步看一步，需要结合中央精神，为自己的区域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要注重做好规划、搭好平台、奠定发展基础。不能一任领导一个思路，那样很容易形成割裂式发展，导致失败。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有更宽的视野，不能各自为政，单点作战。有时一个镇的资源有限，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至少要在县域层面去整合。产业发展定位要准确，要长远。每一个地方的发展，每一个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时间，不要急躁。搞规划做战略要请国内一流的团队，规划和理念一流才有竞争力。
规划和战略是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在确定基本产业方向和城镇化思路后，要坚持按照规划的方向发展。在考虑一个地方该如何发展时，要先研究思考未来的发展趋势，再来看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